“慰安妇”的出笼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又一名甲级战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策划内立和华北自治，扶植汪伪政权的日本前陆军大将坂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先认定被告坂垣征四郎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元凶。公诉人季楠检察长还对坂垣征四郎出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后，强征、拐骗大批朝鲜妇女送往日军所在的各战场及占领地，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指控。

1937年8月到12月底，也就是日本侵略军血洗上海和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短短四个月中，遭到日本军人、中国妇女至少在五万人以上。此时身为陆军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曾几次提醒和督促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考虑两个问题――性病的威胁和“治安对策”的实施。1938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之后，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这就是有名的《麻生意见书》。麻生彻男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学的是妇产科，被征入伍后分配到上海派遣军后勤第十一兵站医院。他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麻生彻男首次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这个建议很快被东京大本营采纳。1938年3月，日本军部要求各派遣军召募营妓。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手捧一叠朝文报纸揭露说，根据汉城报纸记载，从1943年到1945年，也就是被告坂垣征四郎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期间，有五万到七万人当了慰安妇。

法庭传唤证人麻生彻男到庭作证。麻生彻男向法庭说：“从日本应召第一批慰安妇，是在1937年底攻陷南京之后，徐州会战之前。设置慰安所，征召慰安妇，表明日军已建立长期在中国作战的思想。1938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命令：为了在近期开设陆军娱乐所，要我去其美路上的沙泾小学，给在那里的百余名妇女检查身体。后来才知道，她们是从日本九州征召来的慰安妇，刚到上海。这次妇检后不久，日本陆军配属的慰安所正式诞生了。”麻生彻男还介绍了一些慰安妇备受折磨的事例。坂垣征四郎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最终不得不承认：日本军方在大举侵略中国及东南亚各国期间，在日本、朝鲜、中国强行征集“慰安妇”随军服务。

决定命运的第六票

1948年4月16日，历时两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工作终于结束了。法庭进入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起草判决书的阶段。英国法官派特里克爵士提出：“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应按各个时期和各个战场起草。”这获得各国法官一致赞同，中国法官梅汝?向法庭提出请求：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最远可从1874年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算起，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为止，历时达半个多世纪。据初步统计，中国人民在八年战乱中伤亡了一千八百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军队的伤亡在内。财产损失达六百多亿美元。为此法庭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请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韦伯庭长当场宣布同意。

然而就在法庭即将结审时，《朝日新闻》4月13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美联社记者莫里斯•哈里斯对28名被告量刑的预测消息，顿时轰动全球。据哈里斯预测，死刑在28人中约占半数，监禁刑约为10人，无罪1至3人。看到这一预测，清濑一郎等日本辩护律师们急忙跑到盟军国际检察局去交涉，认为这则消息会使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美国律师也跟着起哄。正在这关键时刻，南京国民政府发来加急电报，蒋介石调梅汝?回国任司法部长。梅汝?飞回南京拒绝了这项任命后，又匆匆赶回东京。此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后秘密评议（量刑）阶段，各国法官在对战犯是否处以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争辩激烈。印度法官巴尔博士提出，世人都需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所以全体战犯都应无罪开释。美国法官克莱墨尔坚决表示反对，韦伯庭长颇感为难，于是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办法：“将这些战犯统统流放到太平洋中某一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去，就像当年拿破仑战败被流放那样，也算是对战犯的一种惩罚！”一些已废除死刑国家的法官和没有遭受日本荼毒的法官表示赞同。苏联军事法官柴扬诺夫将军反对。梅汝?也据理力争说：“如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本法庭的宗旨，又违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虽未最后投票，他预见力主死刑的法官只占少数。

第二天梅汝?来到韦伯庭长的办公室，就法庭严惩日本战犯之事，再次和他磋商。见韦伯庭长难改初衷，梅汝?激动地说道：“审判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什么？！”韦伯庭长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当然，个人之颜面、生死均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审判长考虑我们的这一最后请求！”韦伯庭长被梅汝?真挚的情感深深感动了：“我个人的意见可以收回，只是其他法官……”梅汝?表示，将与其他各国同仁商谈。

决定日本战犯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这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集各国法官开会，对日本战犯量刑进行最终投票表决。计票方式非常简单，每人在一张统一规格的纸片上划符号，同意判处日本战犯死刑的划上“√”，反对的则划上“×”，待整个法庭11名法官全部表决后，再由韦伯庭长专送盟军总部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处。韦伯庭长亲自唱票，另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监票。11张票从信封中逐一抽出，韦伯庭长念道：“同意死刑的5票；反对的5票。”“5：5！”梅汝?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人们都在等待着最关键的一票，此刻韦伯庭长亲手从信封中掏出最后一张纸片，只见他习惯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神情严肃地念道：“同意死刑的6票！”究竟是哪5位法官不赞成适用死刑，这也许将是永远无法确知的世界之谜。不过，梅汝?绝对是替全体中国人赞成死刑的，巴尔（印度法官）肯定是反对死刑的，因为他认为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主张将全体战犯无罪释放，连有罪票都否定，更谈不上死刑票。并且他认为这是一次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是一次不公平的审判，

1948年11月12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这是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找不到任何技术上的疏漏或审理过程本身的疏漏可以干预判决”的情况下，于1948年11月24日核准了全部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七名日本战犯被判处绞死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等十六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乙级、丙级战犯也进行了审判。

远东国际大审判结束后，梅汝?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向哲浚被任命为最高检察长、倪征被任命为上海高级法院检察长等职。但他们都拒绝到任。新中国建立后，梅汝?、倪征出任外交部顾问，裘劭恒任上海外贸学院院长，向哲浚到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