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 （请记住小说网的网址)步入武侯祠，映入眼帘的是高大雄伟的先主祠，而先主祠两侧的文臣、武将二廊也较为醒目。再深入考察了这两道走廊之后，笔者对其中的十四尊文臣塑像和十四尊武将塑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稍微熟悉三国史的人都知道，蜀汉政权基本上由三股势力构成，即随同刘备入川的荆州集团，原为刘璋旧部的东州集团，及作为四川土著豪族的益州集团。而侍立在先主祠两侧的二十八位文臣武将能有资格常年陪伴在昭烈帝身边，毫无疑问都是曾立有汗马功劳的蜀汉政权核心人物。那么，这些元勋级人物又分别属于三大集团中的那个集团呢？由此又可以折射出蜀汉政权怎样的本质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细细查访了十四位文臣与十四位武将的出身来历。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对蜀汉政权的实质做一点浅薄的分析。关于二十八臣所属集团的情况，可见下表。
二十八臣所属集团一览表[ 本表对二十八臣所属集团做了大致的判断。其中“荆州集团”是指在刘备入川之前就已成为刘备部下的大臣，这里的“荆州”是指他们从荆州随刘备入川，与他们的祖籍无关；而“东州集团”是指原为刘璋旧部的大臣；“益州集团”，是指祖籍益州，身为土著豪族的大臣，当然这些人有些在刘璋时期也曾担任官职，但考虑到他们世居四川的情况，应被看作是益州集团的人物；另外，姜维等魏国降将，应自成一类，不属于任何集团。至于对他们的身份界定多需要的史料，此处从略，主要可参见《三国志》等史书。]
荆州集团 东州集团 益州集团 魏降将
庞统 ●
简雍 ●
吕凯。 ●
傅肜 ●
费祎 ●
董和 ●
邓芝 ●
陈震 ●
蒋琬 ●
董允 ●
秦宓 ●
杨洪 ●
马良 ●
程畿 ●
赵云、 ●
孙乾 ●
张翼 ●
马超 ●
王平 ●
姜维 ●
黄忠 ●
廖化 ●
向宠 ●
傅佥 ●
马忠 ●
张嶷 ●
张南 ●
冯习 ●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荆州集团成员在二十八功臣中占到十四人之多，无疑可以被看作是蜀汉政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当然，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有些蜀汉政权的股肱之臣并没有出现在二十八座塑像中。如魏延、关羽、张飞是荆州集团的重要成员，李严、法正是东州集团的重要代表，而他们都没有进入二十八臣的序列。第二，拥有塑像的大臣，未必就真的对蜀汉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如冯习、张南、傅肜等在《三国志》中都没有自己的本传。因此，“二十八臣”与“蜀汉权力精英”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可以说二十八臣是蜀汉三大集团的非完全典型性代表。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二十八座塑像中大致窥见蜀汉政权的权力分布状况（蜀汉政权主要掌握在荆州集团手中，这不仅体现在二十八臣中荆州集团人数最多，更体现在诸葛亮、关羽、张飞、魏延、黄忠、赵云等一系列文臣武将都是刘备最为信任的心腹，他们无论在刘备入川前还是入川后都对刘氏政权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另一方面却不能拘泥于二十八臣的范围，仍然需要对三大集团本身做出分析，特别要分析荆州集团对待其他各种集团（包括除三大集团外的少数民族集团）的政策与举措，以分析蜀汉政权的实质。
一、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的政策
所谓东州集团，是指本为刘璋旧部而在刘备入川后投靠蜀汉政权的臣子。他们当中以李严、法正最为知名。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上表中所列出的东州集团成员。因此，笔者试图以李严入手，探讨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的蜀汉政权对待东州集团的政策。
刘备本人对李严颇为赏识，在“先主疾病”的情况下，命令“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更托付给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三国志· 蜀书 ·李严传》；]的重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备对李严的莫大信任。首先，在刘备托孤时是“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而非“诸葛亮与严并受遗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刘备对李严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如果考虑到刘备用“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三国志· 蜀书 ·诸葛亮传》；]的言语来震慑诸葛亮，而对李严却没有类似的警告，那么刘备对李严的相对信任就更为明显。第二，从实际担任的职务来看，刘备在托孤时授予李严的职位虽没有诸葛亮的丞相职位尊荣，但“统内外军事”的托付显然是授给他全**事统帅的权柄。而在蜀军新败且先主崩于永安的情况下，“留镇永安”更是重要性毫不逊色与诸葛亮之返回成都的重任。
那么，在刘备死后，李严又遭到怎样的待遇呢？“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面对李严的谢罪，诸葛亮咄咄逼人用“平情在於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的言语来攻击李严，并“废平为民，徙梓潼郡”。李严从此不得翻身，直到“平闻亮卒”，李严自己也“发病死”。[ 《三国志•；； 蜀书 •；；李严传》。此时李严以改名为“平”；]
细细思量，这件事颇有疑点，试想李严已经写信告知诸葛亮“军粮不济”一事，又怎么会在事后向后主谎称军粮“饶足”。他既然已经为诸葛亮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又怎么会去犯前后矛盾的低级错误？更何况李严是刘备所选中的托孤大臣，其才智根本不可能低劣到如此地步。因此，有很大的一种可能性即诸葛亮捏造信件刻意诬陷李严。
退一步讲，即使此事并不是诸葛亮所捏造，李严的过失也情有可原。在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事实上剥夺了李严托孤大臣的职位，使得李严只能做诸如运送军粮这样的琐事。而李严在天气恶劣的条件下，运粮不济，实属情有可原；他事后向后主谎称“军粮饶足”，应当是出于逃避惩罚的畏惧心态，而这种畏惧的心态正是由诸葛亮对重臣用法过于严苛（这一点在后文还将论及）造成的，正如当年陈胜、吴广因畏惧秦法而起义，诸葛亮不反省自身责任，即御众过严而在客观上逼迫他人逃避责任，却不改待人严苛的作风，用尖刻的话语攻击李严，且将李严革职为民，永不录用，更流放到边远之地。作为刘备钦定的托孤大臣，且并未有重大过失，这样的惩罚无论如何都有些过分。作为东州集团领袖的李严，遭到如此待遇，而东州集团的其他成员，诸如法正、孟达等人也遭到诸葛亮的排挤，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蜀汉政权在刘备主政时期和诸葛亮主政时期对东州的政策产生了一些变化。刘备的思路显然是联合东州集团（刘备对法正也极为宠信），与荆州集团共同统治四川，而诸葛亮显然希望独揽大权，以荆州集团为主导，打压东州集团。由于诸葛亮主政的时间事实上远远超过刘备，所以这种思路显然在蜀汉政权中更占主导地位。
二、荆州集团对益州集团的政策
通过上文，从诸葛亮打击李严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奉行打压政策。然而，由于刘备入蜀时东州人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因此在刘备时代，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基本采取笼络态度。至诸葛亮世代，这种笼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为打压，但新政策一时很难摆脱旧政策的持续性影响，因此，诸葛亮时期的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的打压不算十分严厉。似乎只有排挤李严、法正等少数及其突出的事例，这就与荆州集团对益州集团一以贯之的严厉打击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首先，荆州集团在打击东州集团时所打击的人数较少，手段相对温和。与此不同的是，在打击益州集团时，打击面较广，手段极其毒辣。这里试举两例，其一，彭羕是刘备时期的重要谋臣，刘备仅仅因为他人说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的谗言，便排挤彭羕，“左迁羕为江阳太守”，其后更是变本加厉“收羕付有司”。[ 《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其二，“牂牁太守朱褒”欲“拥郡反”，[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而在此之前，忠于蜀汉政权的益州豪族常房已有所察觉，并试图阻止朱褒，但朱褒抢先动手攻杀常房，并上书蜀汉政府反诬常房造反，当时主持国政的诸葛亮不分青红皂白便据此毒杀了常房四子，并将常房的四个弟弟流放。像这样残酷打击益州人士的事例，在蜀汉政治史上屡见不鲜。而由以上两件事例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刘备时期还是诸葛亮时期，荆州集团都奉行打击益州集团的政策。这种“始终严厉打击”的政策与对待东州集团时“笼络——温和”打击的政策形成了对比。
其次，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的打击通常以个案的方式加以表现。换而言之，荆州集团只是挑选东州集团中的少数代表人物进行打击，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没有形成一套对东州集团整体的连续性固定性的打击政策。而在对待益州集团时荆州集团却出台了一系列严密完善的措施，对全体益州人士进行打压和限制。而这些措施，有些甚至上升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第一，荆州集团以严刑峻法来震慑益州集团。法正曾经建议蜀汉政府“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然而作为荆州集团代表的诸葛亮却认为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而著”。[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有这样的思想作为指导，在诸葛亮的授意之下，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三国志·蜀书·伊籍传》；]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蜀汉政权一向以“汉”自居，很少以“蜀”自称，它如何会将自己制造的法律称为“蜀”科。可能正是因为这部法律是针对蜀人而作，其打击的范围并不包括外来的荆州与东州集团。而这一点从《蜀科》的制定者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五人全部是荆州或东州人，没有一个益州人。总之，蜀汉政府对待益州集团的总方针可以概括为“刑法峻急，刻剥百姓”。[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第二，蜀汉政府出台了一些经济政策对益州集团的财富进行剥夺。“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由此可见，蜀汉政府在财政开支，尤其是军用开支匮乏的情况下挖空心思的对益州富豪进行巧取豪夺，以扩充自身的军费和财政来源。而这种用“值百”来取代“五铢钱”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奏效。
除此之外，蜀汉政权对益州集团仍有众多的打压措施，如在仕途上对益州人士进行限制、将沉重的赋役负担加之以益州民众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总之，我们不难看出，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的蜀汉政府在各个时期，从各个角度，对益州集团进行较为残酷的打压和限制。这与他们对东州集团相对后发性、温和性的打击形成了一定的对比。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荆州集团对东州与益州集团的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荆州集团在刘备时期对东州时期采取笼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荆州集团入蜀不久需要联合一方势力以镇压另一方势力，一旦站稳脚跟，至诸葛亮时期，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也就改变政策。同样以打压为主，至于这种打压的相对温和性，主要也只是因为东州集团在人数和财富上均不及益州集团，对荆州集团而言，相对无利可图；另一方面，荆州集团在先前毕竟经历了一段笼络东州集团的时期，东州人对蜀汉政权曾立下汗马功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已经与荆州将集团相互融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荆州集团在诸葛亮主政时期，也没有对东州集团赶尽杀绝。但无论怎样，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的政策，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打压与限制。
三、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
西南少数民族虽不在三大集团之列，也没有人出任蜀汉政权的高官，但作为蜀地的重要居民，西南少数民族对整个蜀地的局势和蜀汉政权的安危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笔者试图探究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的蜀汉政权在对待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怎样的举措。
首先，蜀汉政府在和平时期就一直奉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压榨政策。其中最鲜明的例证是蜀汉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盐铁之利的巧取豪夺。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原本颇具渔盐之利，以广都县为例，“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 《华阳国志》卷3《蜀志•；；广都县》；]可见，渔盐之利给西南少数民族带来了不少利润。而诸葛亮之后“定芖、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遂获盐铁，器用周赡”。[ 《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这说明蜀汉政权无偿的将这些盐井以及铁、漆等物资无偿的收归国有，而“率所领夺取”的行径更是不折不扣的强盗行为。
在和平时期蜀汉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尚且采取打压的暴力抢夺政策，那么在与少数民族作战时以及蜀汉政权为应对曹魏而进行的备战活动中蜀汉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就可想而知了。也正由于蜀汉政权在和平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压榨才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以致有“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闿跋扈於建宁，朱褒反叛於牂牁”的局面，而且在诸葛亮南征，把“南土平定”之后，“南夷复叛，杀害守一将”，可见少数民族对蜀汉政权的积怨之深，面对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蜀汉政权采取了变本加厉的镇压措施。“恢身往撰讨，钮(锄)尽恶类，徙豪帅于成都，赋出臾蹼，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三国志·蜀书·张恢传》；]在这里蜀汉政府采取了对人力和物资的双重掠夺政策。而类似的记载并非只见于一种史书如“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牛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的记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述事件的真实性。
蜀汉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大量掠夺可能出于当时全国性大规模备战的目的。其所收缴来的财富基本上都“充继军资”，以达到“费用不乏”的目的，然而，无论怎样，蜀汉政权的这种国策使它在少数民族中极其不得人心。当“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时，有人提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而后主也“犹疑於入南”的情况下，有人却提出“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人，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仇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的意见。这种意见，精辟而深刻地反映蜀汉立国以来，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尖锐矛盾。我们姑且不讨论这一意见是否完全中肯，仅仅从蜀汉统治集团宁愿亡国灭种也不敢前往南中这一事实就可看出两者之间水火不容的局势。换而言之，蜀与魏之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及蜀与少数民族的矛盾。而这样的局势在很大层面上正是由蜀汉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供出官赋，取以给兵”的政策造成的。
四、蜀汉政权的实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蜀汉政权的核心是频频对益州与东州集团进行打压的荆州集团。然而，这样的结论显然并不能完全概括蜀汉政权的实质。那么蜀汉政权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本文前三部分所引的史料进行仔细的分析，便不难发现荆州集团对所有其他势力的打压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战争。
首先，诸葛亮对东州集团领袖李严的打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严不支持诸葛亮的对外征战。用诸葛亮自己的话说“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由此可见，李严对诸葛亮的北伐政策持消极态度，他的不配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诸葛亮的北伐进程。因此，诸葛亮在其后用“军粮不济”的理由将李严削职为民，很可能正是因为李严已成为诸葛亮对外战争之目标的绊脚石。
其次，蜀汉政府对益州集团的打压也指向战争目标，这一点明显的表现在，蜀汉政府为了解决军费问题而用发行“值百”等方式剥夺益州人士的财富。另外，诸葛亮对益州人士采取的“严刑峻法”，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的战争目的有关。遍览古今中外历史，凡是以战争为国家主要活动的政权大都采取严刑峻法的政策，因为唯有严刑峻法才能震慑人心，使百姓被迫走上与天性相反的战争道路。
再次，蜀汉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打压更是与战争目的直接相关。从本文第三部分索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蜀汉政府大量掠夺西南少数民族的财富，其目的重在于“充继军资”“取以给兵”。
凡此种种都清楚地说明蜀汉政权对各种的势力的打压皆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战争。
这一点，在以下史实中尤其可以得到证明。史载，诸葛亮的财产仅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另外，赵云等将领也对自身要求极严，“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为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三国志•；；蜀志·赵云传》裴松之注引《赵云别传》；] 令人费解的是，上文所引的史实已经表明，诸葛亮从其他集团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却又为什么如此清贫？赵云作为荆州集团的核心人物为什么不尽情享受已经到手的财富，却严格限制自己和蜀汉政权及其他成员所拥有的财产？可见，以诸葛亮为领袖的荆州集团并不是一味的打压其他势力，而是对自身也“严格要求”，他们将所掌握的财富都用于战争，自身却身无余资。另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蜀汉政权“民尽其力”[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三国志•；；蜀志·杨洪传》；]。由此可见，蜀汉政权真正达到了了全民皆兵的程度，是一架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蜀汉政权的实质是一个以战争为主要国事活动的军事政权。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种实质对蜀汉政权所造成的影响。
第一，蜀汉政权在连年征战之下残破不堪，民生凋敝。在刘备入蜀前，蜀地本为 “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隆中对》；]然而，在蜀汉政权的连年征战之后却是另一番景象：“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五》；]可见，连年战争使得蜀地从天府之国沦为穷困之土，濒临山穷水尽的境地。总之，蜀汉政权处于“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张俨《默记》；]的境地，可谓民不聊生。
第二，连年征战使得蜀汉政权户口锐减。刘禅在走投无路时，只好向魏投降。他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薄给邓艾，上面记载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这与刘备入川前蜀地户口的繁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史载，“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第三，经济凋敝、户口锐减固然可怕，但还不至于对一个政权形成致命的威胁，真正使蜀汉政权难以为继的是常年累月的战争所导致的人心涣散。蜀汉的臣民早已心怀厌战情绪，对蜀汉政权痛恨不已，譬如，在曹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时，蜀汉大臣谯周不但不献出退敌之策，反而力劝后主投降曹魏。他用“再辱之耻，何与一辱”[ 《三国志•；；蜀志·谯周传》；]的言语来打消后主入吴的念头，希望后主立刻投降曹魏这样就可以只受“一辱”而避免“再辱”。他更用“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士”[ 《三国志•；；蜀志·谯周传》；]和“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三国志•；；蜀志·谯周传》；]的言语来对后主进行利诱，完全成了曹魏政权劝降蜀汉的大功臣。又如张裕早在魏国灭蜀之前就一心盼望着蜀汉政权能够早日败亡，他散布了“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 《三国志·蜀书》卷十二《周群传附张裕传》；]的谣言，对祸乱蜀汉人心，加速蜀汉灭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诸如此例的对蜀汉政权的不满情绪绝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在当时人们对蜀汉政权的愤怒已经达到了“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的地步。值得指出的是“小人”在文言文中通常不是指德行有亏的人而是指普通民众。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蜀汉从上层士绅到下层百姓都已经对蜀汉政权痛恨不已。蜀汉政权的实质既然是一架穷兵黩武的战争机器，就必然为此付出人心尽失、天怒人怨的代价，而人心是立国之本，人心既失，蜀汉政权国祚不足五十年的弱势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蜀汉政权是一个以荆州集团为核心，以对外战争为实质的政权，荆州集团在刘备、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的指引下，为了服务于对外战争的目的，不惜对蜀汉政权的其他各种集团进行打压，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以服务于战争的需要。这样一个以战争机器作为实质的政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凋敝、户口锐减、丧尽人心，最终不可挽回的走上了亡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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