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被当时所出现的让人讲话、允许怀疑“三面红旗”的民主气氛所鼓舞，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各项工作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七千人大会”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大会结束后的最初阶段，主席和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想法是比较一致的，决心扬大会精神，在党内外继续营造民主气氛，使党、政、军、民、学等七个方面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1962年2月22日，主席批复**，人大“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此处的着重号是主席自己加的。不言而喻，他和**同样都很期望能出现这种局面。4月9日，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对于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情况，“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主党派、外交等方面的新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调整的步伐加快了，调整的力度加大了。

1）思想领域变得民主宽松，人们开始敢于讲话。

中宣部长6定一指示编辑、赶印了《魏征传》，希望以史为鉴，来配合当时兼听则明的政治气氛。有些剧作者还立刻创作改编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一时间，一股民主宽松的春风荡漾在人们中间。

人们开始变得敢于讲话了。比如，这年的2月17日，周恩来在电影、话剧创作座谈会上说：“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和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周的语气表露出一种愉悦的心情。1962年5月底6月初，邓子恢在部队讲农业问题时，兴奋地说：“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还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被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反复强调：“要鼓励各种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做决定。”他还在1962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积极鼓励大家要敢于讲话。

这一年，人们像是又回到了久违的党内那种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党内大有一种精神解放、手脚放开的令人愉悦的轻松气氛。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责情真！”这是陈毅构想的一幅美好的图画，但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

在经济工作上，调整力度和深度加大。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在讨论1962年的国家预算和国内的经济形势时，**对经济形势做出不同于七千人大会的大胆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表大会讲话的陈云，在这次会上也作了系统言。陈云将七千人大会提出的1o年规划，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概5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展阶段，并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

此外，一度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了，**提议陈云任组长，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不久，陈云提出，对1962年的年度计划（七千人大会通过的）要重新安排，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必须把保障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摆在位。

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央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还是想慢慢转弯，一个一个方面的来进行，或者说是被动调整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来了一个18o度大转弯，是主动调整，是着眼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和解决问题。很显然，在七千人大会为加快调整的步伐，进行了全党动员之后，“西楼会议”成为大刀阔斧、全面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同时，大量精减城市人口，决定1962年一年精减2ooo万1的措施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另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对经济效益不佳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各地的基本建设，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一律停止；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类似的调整，动作之大，力度之强，为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重拳出击的时刻，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那里，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说七千人大会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采取这样大步骤的调整措施是不是对形势看得太消极了？于是，5月7日至11日，**再次主持召开有1oo多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对此，**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3）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越来越多在工业调整深入进行的同时，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人们也在进行大胆的探索。虽然早在1961年11月，中央就曾批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求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指出的错误之一，就有在安徽推广“责任田”一项，但七千人大会所强调的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深地鼓舞着人们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增产的方式。几年来，广大农民所感受的现实情况是，人民公社的美丽前景不但没有出现，相反饿死很多人，而有的农民自己单干，不仅能够吃饱，还有富裕交公粮。因此不少农民呼吁把田分到户，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去当。所以，在农村包产到户非但没有绝迹，相反呼声越来越高。

原来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年春夏期间，则受到了来自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的支持。如邓子恢、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均有赞成的表示。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是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由此在农村出现的新气象，表现为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越来越多。

4）王稼祥提出缓和的外交政策在七千人大会的春风下，调整全方位展开。中联部部长王稼祥，针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大胆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当时的王稼祥因为身体不好，处在半工作、半休养状态，对于国内面临的极大的经济困难，他很是着急；对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四面受敌的情况，忧虑得不得了。王稼祥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但会议给他的文件、各种简报材料，他都认真地阅读了，尤其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深受鼓舞，于是他支撑起病体，一面找材料，一面找中联部的一些同志进行讨论，于2月27日牵头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随后，又主持撰写和审定了两份文件，陈述对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其基本思想是，在对外政策上应该采取和缓的方针，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不要四面树敌，要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主席说成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的修正主义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