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论著《繁荣与求索》。他为非洲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通向繁荣的光明大道。他列举了很多很多的事例证明，找到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实行双轨制，应势利导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一个不能少；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则什么时候，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不二法宝；而做好这一切，前提是有一个有作为的政府。这个政府退可对市场经济作壁上观，坐看市场对经济发挥调节作用，进可直接干预市场，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即便市场没有失灵，有时候，为促进增长，政府挺身而出去充当市场调节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也是理所应当。具备这几条，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可期焉。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充满激情，雄辩而睿智，论据充分，不难看出，在他所有的论据中，最核心的是中国经验。不管他列举的事例有多少，从美国到欧洲，从亚洲到拉丁美洲，再到非洲，他理论的支点却在中国。但恰恰是他认为大可效法的中国模式，自从2015年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以后，中国经济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随之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受到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

孩子们，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你们外祖父一代人经历了它40年的全部过程。那时，你们的外祖父是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和编辑，采访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后来下海经商，做过酒店总经理，做过石油贸易，经营地点恰好就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特区，因此，对中国经济改革有很多直观的认识。他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既非经济学人也不是官员，就是一群普通人。他们以亲身的体验和基本的知识，综合判断，还是能够比较好把握那个时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发展之路，走的是一条混合经济的道路：先是从计划经济走出来，试探性拥抱市场经济，发现市场经济有一股狂野劲，不好驾驭，又想退回去，一些体制性问题更是从一开始就作为政治问题争论不休，比如姓社姓资的问题，意思是，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政体相违拗，绝对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直到***一句话，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另一句话，计划经济里有市场，市场经济里有计划，这才平息了当时声势夺人的争论。而最重要的是，他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思想。自此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走向坦途，呈现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场景。计划经济没有完全放弃，而且在很多领域强势存在；市场经济空间拓展越来越广，主要表现在私人经济蓬勃兴起。改革是渐进的，经济体制实行的是双轨制。比较优势的甄别，当年的中国，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廉价劳动力，所谓的人口红利，几乎取之不尽；土地公有，可以由各级政府予需予取；国民爱存钱的传统文化造就了金融体系有的是票子，也不怕钞票印多了引发高通货膨胀，要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美元。起步于来料、来样加工和来件装配以及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和引进外资只许出口不许内销的出口战略，带来了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以及后来向全国的辐射。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前二十年，出口创汇才是时代最强音，比起后二十年言必gdp增长的政治高调那可响亮得多。恰是全民忙出口，整整一代人：党政干部、大小企业主、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一代农民工付出了他们宝贵的青春，这才赢得了外汇结余的大幅飙升，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没有出口创汇一路飘红，就没有中国成功的故事。期间，旧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战略也曾广泛实施，举债美元引进的超大型重化工、钢铁项目不在少数。为什么中国没有像一些拉美国家、非洲国家起头经济形势大好，不几却跌入“债务陷阱”，陷入风暴一般的经济危机。盆满钵满的外汇底存，出口创汇是为首功。自然，中国故事少不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四十年的后十年，这几乎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和应对周期性经济不景气的“葵花宝典”，任凭国际形势风高浪急，一出手立见成效。就这样，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按改革设想，如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万美元水平，离发达国家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水平只差一步之遥，同时，也在为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倍感焦虑。

这么风云激荡的改革历程，非洲国家、发展中国家怎么学，复制起来不容易啊。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说，得益于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的样本，其核心思想受***“计划经济里有市场，市场经济里有计划”的启迪也说不准，从思想到理论结构上说它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总结也不为过。然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开始进入一个中速甚至低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当中。过去经济改革被忽略或有意回避的问题像潮水退去礁石显露那样，一样一样，显露出来。双轨制是最好的经济体制吗；一个有为的政府，有为的限度在哪里；产能过剩怎办；国有企业债台高垒如何化解；土壤、江河污染日益严重、大气污染已到了危急时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资本、资产回报的帐算得下来吗……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几个阶段，直到2016年才在官方文件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向全面市场经济再靠近一步。这反映出中国政治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问题，缘于过去近四十年改革的不彻底，为不掉入经济学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为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目标，只有继续改革。当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理论东风劲吹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界就新结构经济学也展开了一场论战，林毅夫不得不应战。争论的焦点正是资源最好的配置，是政府还是市场。新结构经主义济学理论顾名思义，核心要义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而且在这个能够保证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繁荣的经济结构当中，一个有为的政府被放在了中心位置。争辩双方互不相让，以至于辩无可辩。可辩之处，一个由精英组成的有为政府，不仅能够准确识别比较优势，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而且能够自律不会借机寻租，不会因为权力的膨胀，自觉不自觉地去干预市场，使经济发展脱离市场经济的轨道。有这样的政府当然再好不过，但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主观愿望；辩无可辩处，能够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只有市场，没有其他。这已为人类经济发展史所证明。时过境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已成过去，如何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反成为中国时下改革的中心议题。当中国人也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寻路的时候，让非洲黑人兄弟亦步亦趋学中国也变得不那么美好了。《繁荣与求索》仍然不失为一本值得每一个年轻人认真阅读的好书。它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详析全球范围内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的得与失，涉及经济学领域各种学说、流派，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优秀论著，任谁读完都会有大受裨益之感。他打破发展经济学领域传统观点的新思想、新理论启迪人心。它需要历史的检验。多少年后，也许不是中国，是非洲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发展经济学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