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克鲁玛的豪言壮语余音未了，加纳不切合实际的工业化“***”即宣告破产。多大一个国家啊，要大炼钢铁，大兴铝业，决意与西方先进国家试比高低。没错，众多国有企业依靠国家投资迅速建立起巨大的重化工业产能，看上去就要梦想成真，但盲目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浪费和止不住的亏损，时刻需要财政的补贴，很快就把国家掏空，加纳国民经济濒临破产。恩克鲁玛的英雄史诗随着一场军事政变落下帷幕。他被军事政变的军官们赶下台。从1966年他下台到2008年，30多年过去，加纳的人均gdp从1354美元仅仅增加了296美元达到1650美元，真是蹉跎岁月啊。林毅夫说，“加纳并不是唯一一个曾有过高尚却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现代化追求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中国、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尼赫鲁时期的印度、苏加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几乎每一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战略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结果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都是旧结构主义经济学“惹的祸”。事实上，“喀麦隆、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其他各大洲的许多低收入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将先进产业的发展视为各自实现其长期追求的目标的一部分，即赶超发达国家。”林毅夫列举的不少非洲经济失败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经济学理论的主角是结构经济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核心是全面采用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全面失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借“华盛顿共识”登上发展经济学的主流位置，一手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一手教导所有发展中国家。非洲自不例外，热情拥抱“华盛顿共识”，非洲开始书写他们追求繁荣梦想的又一篇章。但是人们又一次失望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局面变得更糟，林毅夫以另一个非洲国家科特迪瓦为例说明，“在科特迪瓦，最初实施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稳定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尽管有放弃旧结构主义政策的努力，却一直进展缓慢。”经济增长数据令人扼腕叹息，“人均gdp在1981—2008年间下降了46％，从2034美元下降到1095美元。”

“不要看你在哪里跌倒，要看你在哪里打滑，”林毅夫引用非洲一句谚语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许多国家经历了广泛的政府干预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几十年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他们采取了受限于无效的‘华盛顿共识’型改革的发展战略。他们在发展范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政府失灵的沉重代价。没错，在林毅夫看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华盛顿共识”无疑是今天非洲国家经济陷于就地“打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多少年来，人们确实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从新古典经济学派生出来的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繁荣发展的阻碍主要是市场失灵的问题，解决的方案非政府出手干预不可。实践证明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最小化政府干预才是正道，似乎又错了。直至今日，在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说不清楚究竟是市场失灵呢，还是政府失灵，或者说全都失灵，包括各种经济学理论。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十分沮丧。多少精辟的理论，怎么来到非洲就都失灵呢。自20世纪50年代彻底摆脱殖民主义桎梏以来，非洲经济在各种经济理论指导下时好时坏，gdp增长有一飞冲天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徘徊在低迷不振的水平上。等待非洲的不知还有多少个蹉跎的岁月。林毅夫不甘心经济学在非洲的窘境，一心要创造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奉献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同胞，一展他济万民于窘困的抱负，因此，他在《繁荣与求索》一书里殚精竭虑地从多方面论证，力图找到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框架来阐释他的济世之学，而且，他宣示，他找到了。他把它称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