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运气，史嵩之的运气可就实在差了一些。
四月下旬，杜范突然去世。一个月后，刘汉弼、徐元杰二人也相继去世。这本来也没有什么，杜范已有六十四岁高龄，刘汉弼、徐元杰二人也都五十多岁，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很长寿了，但理学“君子”却显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弄了一个暴毙的尸检报告出来，然后让太学生蔡德润带着七十二名同学叩阍上书喊冤。更要命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突然暴卒，立时有人编造出一番谣言，说什么史璟卿是由于平日劝谏史嵩之，惹了史嵩之的恼恨，结果被药死的。
理学派本就在民间拥有极厚的舆论基础，再加上农业时代的百姓本就喜爱无事生非，史嵩之的名声立刻败坏到了极点。理学派乘胜追击，大肆提拔党羽的同时也进一步将四明派官员罢职或再次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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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提内地政坛风云变幻，我们的目光再回到琉球。整个琉球如今已经是人仰马翻。
自从蒋穿林宣布了要拍卖官府产业，各地大商便开始绞尽脑汁四处筹集资金，有的开始迅速卖掉那些小的、赚钱不多的生意，有的跑到大众钱庄去寻求贷款，但更多的则是效仿已有的几个简单股份制企业寻找合伙人发展或直接发行新股。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开始认识到规模产业的好处，因此很多人一想到筹集资金，立刻便有人想到了开股份制企业。但股份制企业却是个新鲜玩意，出现的时间还不超过两年，目前已有的几个企业都属于观察所用的试点，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相关法律都没有成文的规定，一下子突然出现这么多的股份制企业，恐怕什么问题都可能冒出来。
不过蒋穿林却非常清楚股份制的意义，在现代企业规模迅速壮大的过程中，他比银行的作用还要重要。这么多的企业同时“探讨”这个新的话题，虽然不免会付出许多学费，但只要控制得当反应迅速，绝对可以让股份制的形式迅速成熟，这绝对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但时间方面明显有些紧迫，蒋穿林仅仅给了各大企业主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去掉前期浪费的时间和后面筹集资金的时间，他只有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月内弄出一整套股份制的内部制度和相关法规，即便是雏形也不大可能，而且他对政府部门的效率也不放心，虽然他无法对自己的政府部们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但从古至今的经验一直都在告诉他同一个道理：即使再有效的政府在效率方面永远都不会让人满意。再想到工商阶级也是时候登上政治舞台了，便下了数十封请柬，邀请两年内没有作奸犯科记录的，财政处的税收记录上纳税金额排名前五十的企业主和商人，前来一同商定股份制企业的制度和相关法律规定。
从古至今，商人一直都是中国社会中数一数二聪明的阶层，在琉球商人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多的消息来源，更是显得格外精明。若是一般人收到这封请柬，肯定会把他们当成大总管的“不耻下问”，但他们却都立刻嗅到了其中隐藏的好处：自己制定法律，这是什么概念？极少数“有野心的”甚至想着有没有可能将这种权力永远揽在手中。
会议由蒋穿林亲自主导进行，除了五十名工商界的代表之外，还有五名来自司法处的法官作法律顾问，五名来自财政处的官员作技术支持。由于这些工商企业主都意识到机会难得，想要给蒋穿林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做事出奇的合作，即便是仇人或者对头也绝不抬杠，顶多是不说话而已，中间虽也有过争吵辩论，但却全都是就事论事，从未发起过一起人身攻击事件。
会议持续了二十三天，最终由于时间紧迫而不得不暂时结束。会议以几个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规章作基础，制定出了一部简单的公司法。公司法规定：新的股份制的企业无论工厂还是商行都采取一个统一的名字——公司（众人共同司掌的意思）。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四个结构。总经理负责经营。董事会由股东会选出，代表股东会监视总经理的行为，并决定重大经营决策。监事会同样由股东会选出，为股东会监视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
虽然由于经验缺乏，制定出的法规政策都比较简陋，而且由于大家都有些放不开，许多不好开口的地方都没有涉及，但毕竟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聚集了许多集体的智慧，比之蒋穿林手下几个股份制企业原先的制度要规范详细了许多。会后没等蒋穿林开口，这些企业主自己就主动要求将这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帮助政府完善相关法规制度，至于经费方面，这些企业主愿意一同凑钱维持组织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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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穿林还没来得及答应，整个琉球的上层已经分出两个鲜明的阵营来。一个是以郭贤齐、李俊等人为首的功臣元老派。这派人的特点是都拥有不少的产业，一来看不上职务中“蕴涵”的那种“潜在收益”，二来也爱惜羽毛不屑于做那种下作的事情，又鉴于内地帮派退休元老被新人欺负的惨状，全都表示坚决赞同蒋穿林的观点。
另一个是以姚枢窦默许衡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派。这派人又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姚枢窦默许衡等几个少数的高层，或许心中也有些官本位的因素在内，但更多的是不希望官府落在那些商人手中。倒不是他们鄙视商人，而是上千年的传统告诉他们，集中制最能减少内部的动乱和权力的更迭。这种想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只不过实际操作上经常会出现问题，因为最高统治者经常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即使满朝都是忠臣（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得不经常同最高统治者的坏习惯甚至他本人做斗争。另一种是那些最近几年新来的下层官员，他们手中没有多少财产，来此做官很大本意上就是为了发财。
两个阵营的划分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并不是全部有家产的官员都甘心老老实实发财，那些没有多少家产的官员中也有一些拥有非常好的操守，希望做个好官的，但总的来说就是这样。由于双方各执一词，蒋穿林令双方各自派出十名代表进行了一场秘密辩论。
辩论主要是在功臣元老派和姚枢窦默等人的保守派之间进行，升官发财派自己也知道自己上不得台面，所以只是在一旁为保守派要求呐喊。辩论整整持续了三天，最后“藏富于民论”和“政权稳定论”各有千秋难分胜负，所以当蒋穿林站出来明确表示支持“藏富于民论”的时候结局很快被确定下来。毕竟蒋穿林属于那种“开国之君”，此时“国力”也正处于上升阶段，蒋穿林在政府中拥有着极高的权威，政权稳定论中属于那种拥有绝对权威的人。
五十名工商代表的提议最终被官府采纳，使用一个叫做工商协会的名号保存了下来。工商协会由五十名工商界的代表组成，另外有两名来自司法处的官员长期进行法律支持和司法监督，除了工商界的信息交换等“私事”之外，有“义务”帮助官府完善工商方面的各项制度以及法律条文。总部设在新竹，活动经费自筹。
对此蒋穿林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工商协会终于成立，用史学家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已经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忧的是这个机会完全是自己赠与资产阶级的，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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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公司法虽然出台，但并不表示大家立刻就可以开始发行新股，因为想要别人购买自己的股票至少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公司的大致财务状况才行，就像一个商人在卖东西之前要象一定要让别人了解自己货物的成色才行，在新的公司法中公布财务状况也成为了发行新股前一个必须的程序。
核算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蒋穿林不得不再次将拍卖推迟了一个月的时间。但他也没能闲着，发行新股不可能象卖菜一样随便找个墙角吆喝几嗓子就行，至少也得有一个简单的交易所才行。更要命的是交易所算法问题，他到现在都还没能弄明白。
按说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早就应该出现期货市场才对，但事实上到现在都仍然没有，各大纺织厂的棉花粮食等物的期货订单仍旧是依靠信誉、关系、以及估算。原因是交易所的算法实在太复杂了！如何计算开盘价？如何计算收盘价？成交撮合算法是什么？蒋穿林和自己的财务顾问想了许久都没能想出一个成形的算法来，更何况一旦开盘，必然需要规模极其庞大的计算量，蒋穿林无法想象在没有计算机帮助的情况下有人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无可奈何之下，蒋穿林只好公开贴出了告示，悬赏白银一千两征求一套合适的算法。本来他也没有抱太大希望的，毕竟连他自己这个号称本世纪最牛的数学家都想不出来的，其他人能想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万万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告示贴出去未过三日便有人揭榜来投。
来人所投算法极其完善，从开盘价收盘价到成交撮合算法中的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从集体竞价、连续逐笔竞价到如何计算当前价格，甚至连某一天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下第二天开盘价如何计算都考虑到了，完善的程度让蒋穿林叹为观止。
问过姓名，蒋穿林才知此人叫做杨辉，今年虚岁十九，前几年随父亲自己搬迁来琉球的，由于家中颇有积蓄，便开了一家纺织厂，平日里经常帮忙打理，所以对生意上的事情并不陌生。因为纺织厂每年都要向农户提前预定棉花，杨辉和父亲又都不大擅长应酬，棉花供应不是不够及时就是价格偏高。烦恼之下父子两个就生出了构建一个大的交易所的念头，只是这个主意太过疯狂，杨辉的父亲又忙于生计，便没有放在心上。倒是杨辉极有恒心，利用空闲时间不断研究，一年下来竟然摸索出了一整套的理论。
这可真是解了蒋穿林甚至琉球诸多企业主的燃眉之急，在连续十来天的鸡飞狗跳之后，琉球第一家期货交易所终于在淳佑五年五月十七日匆匆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