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繁荣与昌盛
作者:中山浩子      更新:2019-08-25 17:17      字数:2042

1970年代。一天夜晚,一个台湾青年从金门岛泅水偷渡来到隔海相望的厦门,那时候台湾海峡两岸正处在高度军事对恃的状态。台湾这边天天高喊“反攻大陆”,大陆这边处处张贴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陆一侧的金门前线,解放军定期向台湾占据的金门岛发射炮弹,金门国民党军自必回射响应。自1959年爆发的金门炮战开始,到了1970年代,两岸火炮射击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随着两岸各自内政外交的需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究竟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双方都在等待时机。那时候,台湾经济起飞,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大陆,台湾那个小青年偷渡大陆的行动无论从政治风险还是从经济学机会成本的盘算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他就那么干了。他名叫林毅夫,后来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职期间,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且主打非洲。他在《繁荣与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说到在几个非洲国家旅行的见闻,“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童年所看到的画面。农民非常渴望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并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让我深受感动。他们的眼睛让我想起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中国台湾所看到的农民,以及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时所看到的农民。在访问这些遥远的地方时,我似乎有一种回到了我的祖国的那个年代的奇特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国家未来的信心以及对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渴望,还有年轻的从业者、学者、学生和商人对知识的热切和渴望。他们每天所面对的困难似乎并没有减少他们共创美好未来的热情和信念。”

不止是林毅夫,凡是经历过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人,来到非洲都会不由回想起祖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情景,因为现实的非洲从经济落后程度和生活水平与当年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如果喜欢经济学或多少有些个经济学的知识和概念,都会有兴趣去探究非洲经济发展的未来,而探究的结果难免不让你悲喜交加。非洲的未来或许就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好——或者不好——非洲的未来决定着世界未来的繁荣与昌盛,如果我们把世界的未来单纯定义在全人类彻底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美好生活这个单纯意义上的话。林毅夫援引一个数字很能说明过去近百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从1900年至2001年,西欧人均gdp增长了5.65倍(西方附属国增长了5.7倍),与之相比,拉丁美洲这一数字为4.2,东欧为3.2,非洲仅有1.5。”很多经济学家热衷研究发展经济学,这是专事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一门学科。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gdp。这个英文缩写词,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gdp的增长与经济繁荣和脱贫致富有着正相关关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事实最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林毅夫《繁荣与求索》即是在发展经济学的大框架下阐释他经济学思想,冀图创造一门能够有效指导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经济窘境的理论专著。他把非洲看作最好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是非洲?或许是因为我将这片大陆看做是发展经济学的最后前沿——新知识与新的解决方案可以产生最大回报的地方。”他认为“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大大改善、大宗商品价格提高,以及国际援助、资本流动和汇款的大幅增加,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3.1%加速到2007年的6.1%。同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已经从1996—2001年的每年0.7%增加到2002—2008年的每年2.7%。”这些是好消息。他引述的坏消息则来自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许多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表现出的结构转型迹象仍然非常有限,反映了其缓慢的经济进步。”其中两个问题甚为突出:一是“经济增长没有伴随着就业的增加,特别是每年有700—1000万非洲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加重了问题。技能的不足阻碍了非洲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以及非洲企业家的机会。二是“因为高度依赖雨养农业,非洲很容易受到诸如加速的沙漠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更频繁的旱灾等极端天气的影响。非洲可能是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最严重的大洲。”经济全球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送给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礼包,对非洲来说却只是擦身而过,“非洲在全球出口中的市场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3.5%下降到现在的1.5%。”

《繁荣与求索》告诉我们,非洲之所以落后,天时地利人和,总是缺一少二,但以他创新的经济学思想却可以直捣问题的要害,趋利避害,把最大的疑难问题消弭于无形。有如国策大师一般的宏论背后,饱含着这位经济学家对贫穷落后深恶痛绝和必欲改变的强烈责任心和道义感。他以一片赤诚之心,把他的理论视同奉献给贫穷落后国家的礼物——一份发展中国家经济行动的思想指南。不过,在他展开阐释自己新创经济学理论之前,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议题,他需要款款而谈,谈谈为什么各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在非洲来去如风,从古典主义经济学到结构主义经济学,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上下两百余年,却全都莫衷一是。